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是自利的，否则无法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生存下来，历史上或许出现过利他的物种，但必然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那些利己的物种淘汰。人类也不能例外，人类身上存在的是“自私的基因”。人们追求的是自己及其子女的利益（按照进化论，生殖及保证子女的存活甚至比动物生存更重要，只有那些善于保护后代的物种才能不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生物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作为生物界一部分的人类本应也以此作为规则，但人类社会却产生了道德。按照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说法，这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武器。有了武器之后，强弱差距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他说“没有武器的郑也夫和没有武器的泰森，有武器的郑也夫和有武器的泰森当然后一种情况郑也夫的胜算大”。我认为武器的出现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具有智慧。人类中的弱者虽然明斗斗不过，但完全可以等到强者没有防备时对他进行攻击。另外弱者也可以联合起来，因为不团结起来打倒强者的话，下一个受害的就可能是自己。这一切使得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强弱差距不是那么明显，没有绝对的强者和弱者。这就是道德规则能够代替弱肉强食规则的原因。道德的内容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总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是一样的。例如无论哪个时代都认为偷和抢是不道德。可以设想一个偷和抢不受约束，人人都偷，人人都抢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然没有人愿意从事生产，因为生产了也都是别人的。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要饿死，所以人们必然要建立一种惩罚机制，提高偷和抢的成本，才能使人类社会存在下去。这种限制偷和抢的规范我们称之为法律，法律维护的其实是最基础的道德。康德说：“法律是最基础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之所以称之为最基础是因为没有了那些道德，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由此可见，道德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一项道德标准都有着功利的基础，是使人们互相博弈的产物。这一点，2000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已经较好的认识到了。他认为，人生而好利而多欲，内中根本不存在仁义道德。一切符合善的行为都是后天勉强习得的。同时他仍认识到，人虽然有欲，但仍有理智。“天性有欲，心为之制节”，心的特点是能思考，懂得识别选择。这是人比禽兽高明的地方。在《我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心智之所以愿意节欲，是因为他明白纵欲也可能带来不好的副作用，就如同吃了羊肉也惹了一身臊，偷了鸡也蚀了一把米。所以人在取舍的时候，必须动用心智，权衡利弊，有时做点牺牲，就像支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一样，虽不能又“快”又“省”的满足“欲”，却能又“多”又“好”的满足“欲”。这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观点了。

   在人类社会建立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并用法律规范后，社会就可以顺利发展。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只要求人们遵守那些最基本的道德，一个守法的公民就是好公民。而不要求人人都有圣贤那样高的品德。那么在最基本道德之外更高级别的道德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诚信，乐于助人这些道德准则显然是有“利他”作用的，所以别人能遵守道德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因此每个人都希望别人遵守道德，于是社会上就会有一种遵守道德的呼吁或叫舆论，一个人若很好地遵守了道德就会得到舆论的赞扬，违反了道德则会遭到谴责（虽然施以谴责的人自己在面对同样事实时也可能不会遵守道德），受到赞扬会给人们带来正效用，并且在社会上留下一个良好的口碑，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获得较高的地位（大家都愿意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当领导）。所以遵守道德有着他功利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遵守道德也有其不功利的一面。讲究“性善”的孟子指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忍人之心”。何以见得？他说，如果小孩掉到井里了，不论是谁，都会惊呼骇叫，升起恻隐之心。这不是想和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也不是想在相邻间博得见义勇为的虚名，更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喊声。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孟子认为只要把这种恻隐之心扩而充之，人就可以达到很高的道德水准，“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事实上，难就难在如何扩而充之，在别人的性命攸关的时候，大多数人当然会去救，但每个人都会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吗?每个人都很有爱心吗？许多人连最起码的对人的尊重都做不到。那么谁能做得到呢？有些人是可以的。他们的感觉生来比一般人更敏锐，看到别人过的不好受自己心里也很难过，“不忍人之心很强烈”，有一种济世救人的胸怀。最甚者就如释迦牟尼，他自己身为王子，后来又继承了王位。权力，财富，娇妻幼儿，享尽了世俗的快乐。但他在出游时见到了人世间种种苦难，就毅然放弃了优厚的生活，一心悟道，得道后普渡众生。他们做善事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而非有什么功利的目的。需要补充的是：虽然他们的道德水平都很高，但我认为他们这种行为仍不能称之为利他行为，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利他的作用，但主观上他们仍是满足了自己内心的需求。著名经济学家森在对康德的观点表示认同时曾写道：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这就是同情……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与同情的行为是自私的行为，因为别人快乐你才快乐，别人苦恼你也难过。因此帮助别人可以帮你实现自身价值。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孟子的学说。首先要说明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也不是说人生下来就是圣人，孟子所谓的人性善是指人性中有种种善的成分，即所谓“善端”他说仁义礼智四种“常德”，在性中已具其端，并非经由外力灌输，无中生有勉强习得的，就像人有四肢，成年人的四肢固然发达，也是由于它本来就生有四肢，起初或许嫩弱，只要渐渐“扩而充之”，就可以长得强健有力了。孟子也承认，人性中有其他成分，本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可能通向恶。但孟子把这些成分贬到人的“动物性”方面了。孟子会赞成这样一句话：人未必纯善，是可善可恶的；然而人性必然纯善。

孟子用仁义礼智来规定“善”，又用“善”来规定“性”，使得“性”和“善”成为同义反复，性即是善，善即是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性善论其实是个定义问题。

   我们还要明确的是一点是遵守道德可以获得好处，但不遵守道德也可以带来好处！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前面我们曾说过道德的产生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力量相差不多的基础上的，是人与人妥协的产物。但自从有了政府以后，政府掌控了暴力机构，政府相对于人民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道德产生的基础被打破。谁有利用政府权力的能力谁就有了欺压、掠夺别人的资本。所以一部分政府官员（贪官）和富人（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就可以通过不遵守道德欺压别人而获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实行宪政，限制政府以防止政府侵害人民权利。你是学法的这一点一定更明白）。所以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虽然品德不太高尚甚至作恶多端却仍生活得比较好。而有些人为人善良却遭受欺压。守道德的成本远比不守道德大，而守道德却没有好的结果。这些事例必将使那些守道德的人内心不平衡，打击他们继续遵守道德的信心。这时宗教就起了作用。拿佛教来说，佛教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告诉人们：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将来会受到恶报。但经验告诉我们，不是每个恶人都得到了恶报。不必着急，报应说一定是和来生说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他们不再当世遭到报应，也会在来世遭到报应。对他们的惩罚是迟早的。同理，那些行善的人最终会得到好报，即使好报不在今生实现，也会在来世显现。所以报应说平衡了人们的心理，给人们做善事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基础，从而促进了道德的发展。

   道德的产生和人们的自利性是密切相关的，是无数自利人博弈的结果。在对人性的探讨中，荀子的性恶论揭示了人的这一本质特征，并说明道德起源是以功利为基础，这些都是很伟大的。但他仍忽视了人们并非是完全冷血的，确实有孟子所说的同情心。我认为同情心的产生和人们进化过程中脑容量的增大是有很大关系的。随着脑容量的增大，人们可以更好的感知其他人的感觉，别人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感染到你自身。设想在一个场合，如果别人都很悲伤你的心情自然也会变得比较压抑，就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你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建立了这样的联系后，同情心就产生了。孟子强调我们人类的这种同情心，并希望大家扩展这种同情心。他的愿望是好的，但理想主义色彩太过浓厚，这种扩展实现起来很困难。另外同情心也不是人性中的主要方面。孟老夫子在几千年前就把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精神种到了中华文化里。